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选择轻生，令人扼腕。斯人远去二十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约请张纯如的旧友、母亲，撰写文章、口述历史，纪念她离世20周年。
“一个人的力量”
张纯如，这位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不应被历史忘却。
今年是张纯如去世20周年，也是她来南京采访幸存者29周年。她离开南京并非返回美国，而是前往台北继续采访工作。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送她上出租车前往机场的画面，但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尽管之后我们也有多次信件、email和电话联系，但如果不是她的书在美国获得巨大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她她在南京采访的点滴回忆也会逐步从记忆中消失。
同样，如果不是在她去世后翻译她的书，特别是去年校对和编审兰迪·霍普金斯（Randy Hopkins）的文章《南京回声》一文，对张纯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也不会有新的了解和认知。
提到张纯如，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常常会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兰迪·霍普金斯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反驳了三位知名学者对张纯如和她的书的批判和攻击，并揭示这些攻击背后的推手，但他也承认，张纯如不少地方过于情绪化。张纯如的确是带着强烈的感情书写这本书的，这可能正是她的书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时她看到幸存者的生活状况是如此的糟糕，而加害者却没有能够给予适当赔偿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她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咽下这口气，这种情绪伴随着她的写作过程。她的不少行为明显可以看出她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帮助这些幸存者获得赔偿，至少在南京的那段时间是这样。
南京之行
199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张纯如所著《南京的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美国出版。全书基于对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当年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大学教授、医生、商人的日记及外交文件和当年参与暴行的日本兵所写的有关资料，以凝重、流畅的笔调、强烈的正义感和浓浓的华夏子孙的民族亲情揭露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及日本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丑恶行径。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美国各大电视媒体都采访了张纯如；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摘要连载了该书的内容；张纯如也成了有史以来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的第二位华裔作家。该书已再版15次，销售了13万册。据全美百人会前执行理事长王恭立说，该书的出版以及最近张纯如和日本驻美大使在美国公共电视台就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进行的一场向全美转播的辩论，使美国主流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另外，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张纯如以惯有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找到了拉贝的后人，最终导致拉贝日记重见天日，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材料。
锲而不舍是张纯如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张纯如写作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到南京实地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张纯如通过美国的吴天威教授联系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江苏省社科院的孙宅巍研究员，要求一些帮助，并找一位英语翻译。1995年6月下旬的一天，孙先生的同事王卫星（我的同学）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为一位美国作家当翻译。当时已快放暑假，我就同意了。
第一次见面是7月份的一天，地点在张纯如下榻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很年轻，同时对她为写一本书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到实地采访的治学精神颇有几分敬意。交谈后得知，其母亲是生物学教授，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曾随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受过邓小平的接见。她生在美国，会说一些中文，但复杂的思想需用英文表达。当我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读书时，她也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说来我们也算是半个校友。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刚见面时的陌生感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定了日程安排，分了一下工：江苏社科院的王卫星帮助她搜集与大屠杀有关的中文档案和材料，我负责翻译这些材料，并陪她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和考察当年的屠杀现场。
接下来就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在段月萍副馆长的帮助下，我们先后采访了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得贵、侯占清、刘永新等。张纯如为所有的幸存者录了像，并问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回到南大科研楼后（我爱人为她在楼里借了一间空调房间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将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重播，我将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内容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将英文输入其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我们都满意为止。张纯如打字技术娴熟，英文驾驭能力很强，我常自愧弗如。
**严谨的治学态度
张纯如非常珍惜这批录像，为了保险起见，她坚持要复制一套。但她的摄像机是N制式，中国一般的录像机为PL制式，王卫星和我一连借了3台都无法转录。我建议她放弃复制，但她坚持要录。后来她从宾馆的留学生那里得到信息，听说金陵饭店刚买了一台能够录制各种制式的高级录像机，我们就去试试运气。开始有关人员只同意在饭店内租借，且租金不菲。正在这时，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儿时朋友走了进来，他竟就在金陵饭店工作！管理录像机的二话没说，同意我们将尚未拆封的录像机带走，且分文不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几天后还录像机时，张纯如买了一大包巧克力和其他点心，以示感谢。
张纯如来中国之前，受约翰·马吉之子大卫·马吉的委托，为其父亲在中国居住过的房屋拍照和摄像。一处在珞珈路25号，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借住的地方；另一处在挹江门附近，依山傍水，但无详细地址。我们很顺利地找到前者，但后者找了两次，均未果。张纯如执意要继续找，第三次终于在十二中校园内找到了。这是一幢破旧的小洋楼，左边与绣球公园一墙之隔，墙边是一洼池塘，后面有一座小山。张纯如很高兴，又是拍照又是摄像，还到屋内拍了照。附近的老人也证实解放前这些房屋是外国人居住的。
张纯如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对大屠杀幸存者所表现出的深深的同情。我们采访过的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张纯如对此深感震惊和难过。她认为，考虑到日本人过去对他们所造成的种种伤害，日本政府哪怕每月赔偿他们100美元，他们的境况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给幸存者一些钱。在采访陈德贵后回来的路上，她郑重地对我说，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她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人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赔偿。她认为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像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与奔走。作为一名南京人当时我既感敬佩又感惭愧。
历史未曾远去
当然，也有使我作为南京人感到骄傲的地方。一次我们打车回来，那位司机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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