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外籍嘉宾叶翰教授的深刻见解引起了与会学者和思想家的广泛关注。叶翰表达了一方面对西方古典学命运的乐观，另一方面则对此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更名为希腊罗马研究系事件中体现出的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冲突深表忧虑。
伯克利分校更名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欧美大学的古典学系纷纷改名为“古代地中海研究系”或“希腊、拉丁和古代地中海研究系”。叶翰等人认为，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衰退，以及对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强调。
然而，一些学者担忧，强调“批判性古代世界研究”和“比以往更加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的同时，可能会削弱西方古典学传统的核心地位，其结果不仅不能达成学者们的期待，还有可能对西方文明的根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
叶翰指出，欧洲有自身的古典传统，正如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也存在着各自的古典传统，这些传统的差异性塑造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一味强调多元文化尊重而忽视自身古典核心文本，并不能真正的促进文明的和谐与发展。
刘小枫教授在《略谈古籍与古典之别》一文中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叶翰的合理性担忧。其中，古籍是指古代文本，而古典则指值得后人模仿的经典作品。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是一种精神秩序和客观存在的尊重，而将经典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德国来说，古希腊和罗马的意义更为特殊。歌德、席勒等文豪在古典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堪称德国典范的语言文化，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化。显然，古典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时间跨度，更在于其对一个民族政教体制的深远影响。
叶翰在大会主旨发言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的古代经典，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既有古籍，又有经典。中国的经典，例如“五经”，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或历史著作，它们成型于中华文明的“古风时期”，由古代圣贤整理编修，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叶翰以《论语》和《中庸》为例，认为这二者既提供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成语，又描绘了堪为典范的理想生活状态。中国经典对于个体生活的安顿和对国族共同体观念的构建，发挥着持续的重要作用。
叶翰关于中国古典传统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真正从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来重审“古典学”内涵的契机。古典学并非只知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也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更不会是为了强调“去中心化”而自断文明根脉的激进平等主义意识形态。
真正的古典学向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传世典籍与奠基性思想敞开，始终秉持着对不同文明传统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为促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提供最丰沛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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