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物的示能之旅：一个概念的奇想之旅
吉布森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示能”概念，旨在解释动物和环境之间的直接知觉关系。然而，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却历经了一段曲折的旅程，从最初的物理环境转向了当代的软件和技术平台。
这一转型反映了技术本身的演变，从基于物理性的硬件到以软件为基础、更加抽象且难以理解的平台。此种转变也突显了在数字化时代，用户面临的控制越来越多，反抗空间越来越少。
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技术决定论，社会科学家寻求一种方式来描述人类与技术的互动，既承认技术的限制，又保留人类能动性的可能性。因此，“示能”概念因其介于决定论和建构论之间的模糊性而备受欢迎。
社会学家珍妮·戴维斯试图通过提出一个“机制和条件框架”来重振“示能”概念，该框架强调知觉、熟练度、文化和制度合法的性对技术的示能作用的影响。
尽管戴维斯的努力值得称赞，但她的框架并未解决“示能”概念在当代技术研究中的根本缺陷。这一概念过于强调物质性，难以解释基于软件、缺乏显着物理线索的技术的使用。
因此，“示能”概念的流行可以被视为一种症状，表明社会科学家们在描述当代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决定论关系时遇到了困难。它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技术无处不在且越来越不透明的世界中，寻找人类能动性是多么困难。
然而，作为一个症状概念，“示能”仍有其价值。它的无能为力凸显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理论和反抗策略。
最终，理解和应对当代技术时代的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示能”等概念，寻找真正属于我们时代的概念框架和反抗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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